牛僧孺相关历史问题的再补充——与张驰先生商榷
作者：山西 牛建东 发布时间：2017-06-16 15:18:32 阅读： 次
张驰先生是我的朋友，因《有唐贞士牛僧虔墓志》（以下简称《虔志》）而结缘。此后，我们谈论最多的也是这方墓志以及志文所涉及的中晚唐宰相牛僧孺的家世及有关史实。本期发表的他的《牛僧孺相关历史问题的再认识》，围绕《虔志》所披露的点滴历史信息，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严格的治史风范和扎实的文字功底，剖析了与牛僧孺有关的历史史实，可谓条缕清晰，环环相扣，发微適伏，深中肯綮，有些结论甚至是多年来学界久而未决的历史公案。
因笔者多年来倾心关注隋唐牛弘家族史料的探究，感觉其中有些问题还有进一步剖根问底的必要，现在这里展开，请教于与张驰先生。
一是牛僧孺高祖之辩。
从张驰《牛僧孺相关历史问题的再补充》一文中已知，基于唐相牛僧孺的家族世系如下：
牛金（先祖）—牛弘（八代祖）—牛方裕（七代祖）—（六代祖）—牛凤及（从高祖）—牛休克（曾祖）—牛绍（祖）—牛幼闻（父）—牛僧虔、牛僧孺
所列世系中，第五代（高祖）和第六代名讳阙失。《牛僧孺神道碑》（以下简称《孺碑》）和《牛僧孺墓志》（以下简称《孺志》）均言牛凤及是牛僧孺高祖，笔者以为无疑，绝非《元和姓纂》“岑校”所言的“从高祖”。《孺碑》的作者李珏，曾在唐长庆四年（824年）牛僧孺任武昌军节度使时掌书记。而《孺志》作者杜牧，也曾在大和七年（833年），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时掌书记。节度使府书记，主要负责幕府的公文往来。可见，他俩都曾是牛僧孺的下属，后来又成了同僚和好友。李珏官拜宰相，杜枚终官中书舍人。笔者认为，知情人的描述总比后人的揣度要真实可靠的多。宋人所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将牛凤及列为牛僧孺从高祖，并没有提出可资坐实的证据。而今人岑勉仲（1886-1961）在校注《元和姓纂》时又以之为依据，显有附会之嫌。再者，当时牛僧孺已位至宰相，难道还有必要再找一个不是自己高祖的人来撑门面吗？另外，在《元和姓纂》中，牛凤及被列入富平牛氏条，只云牛金之后而非牛弘之后，说明牛凤及也在避讳与牛方裕的关系，与牛僧孺不言是牛方裕之后同出一辙。历史上牛弘三子中，长子牛方大早逝（44岁），卒于隋大业十一年（615）；三子牛方智官至凤州长史（据《牛文宗墓志》），卒于贞观四年（630），其子牛文宗终虢州阌乡县令，享年47岁，卒于永徽四年（653）。可见，有唐一代，方智一支并未受到方裕事件的牵连，可知方大一支亦然。所以牛凤及与牛僧孺“作此纡迴之记述”，只能是出于同一个缘由。据清代《富平县志》，牛僧儒在唐穆宗朝（821）出任宰相后，曾在富平开府建庄，沿袭至今此地仍称牛庄，这自然又暗合了牛凤及与牛僧孺的传承关系。
二是牛僧虔生年之考。
《虔志》志盖四刹阴刻手持笏板的“兽首人身”十二生肖纹饰图案，其上侧和下侧中间位分别为 “子鼠”和“午马”，按子北午南“正子午向”顺时针排列。隋唐墓志十二生肖纹饰，大部分雕刻在志石四侧，也有的雕刻在志盖盝顶或四刹。一般有两种排列方式：第一种是按“子午向”上“午马”下“子鼠”，然后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排列。在昭陵陪葬墓中，有十二生肖纹饰的墓志15方，其中除唐太宗第十一子李福墓志外的另14方，即是按此规制排列，如《牛秀墓志》、《尉迟敬德墓志》等。第二种是按上“子鼠”下“午马”的方式排列，与第一种正好相反，即子北午南，可以说是“正子午向”。但这种情况在隋唐比较少见，到宋辽时才流行开来。《虔志》即此，巧合的是，昭陵中李福墓志十二生肖排列方式与《虔志》完全相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李福生于唐贞观八年（634），此年正是马年，暗合了志主的属相。人常说“死者为大”，实际上是按志主属相占首位（也即下侧中间位）排列的。这种方式，巧妙地兼顾了当朝规制与个人愿望。《虔志》的这种排列，或许正暗示志主牛僧虔的生肖属马。众所周知，唐相牛僧孺生于建中元年（780）肖猴。又据《唐故陇西牛夫人墓志》：“夫人即司徒长女也，今相国奇章公伯姊矣”，知牛氏夫人为牛僧孺大姐，生于大历十一年（776）肖龙。再据《虔志》：“悉其余嫁其姉”，姉即姐，说明牛僧虔年龄介于776-780年间，而其中公元778年正好是马年，所以，牛僧虔生于大历十三年肖马无疑。《虔志》又云“公三岁孤”，是说牛僧虔三岁丧父，而此年牛僧孺刚出生不久，即一岁之龄，其父牛幼闻当逝于唐建中元年（780）。
三是牛僧孺“七岁而孤”之迷。
那么《孺碑》言“七岁而孤” 或《孺志》言牛僧孺“孤始七岁”又是指什么呢？ 唐刘轲的《牛羊日历》是李党诋毁牛僧孺、杨虞卿的污蔑之作，其中痛诋牛之家世：“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荡无检。乡里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与前夫义绝矣，及贵，请以出母追赠。《礼》云：‘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 ’又曰：‘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简，是夏侯铭所谓‘魂而有知，前夫不纳于幽壤；殁而可作，后夫必诉于玄穹’。使其母为失行无适从之鬼，上罔圣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识者乎? ”是说牛僧孺早年丧父，母亲改嫁李清心，母逝后，又将母与父合祔，并请朝廷追封。虽是政敌之攻讦之语，但其母改嫁应当是事实。故此推测，“七岁而孤”当是母周氏改嫁之龄。这不得不让我想起了清乾隆《永新县志·县学旧记》关于牛僧孺（字思黯）的一段家事：“思黯之祖官交广，还自郴衡间，为土寇所掠，方幼与母获免，避入邑西乡……牛公即思黯之裔，其家谱亦载之。” 该文由永新县主簿尹躬所撰，文中的“牛公”即他的上司知县牛弘。据明隆庆五年《吉州牛氏宗谱》，牛弘是牛僧孺的十七世孙。事实上，牛僧孺对永新的山水人文是非常熟悉的。唐会昌四年（844），牛僧孺的同事监察御史李远《送贺著作凭出宰永新序》云：“吾闻牛僧孺之言，（永新）与荆楚为邻，此地有崇山叠嶂，平田沃野，又有寒泉清流以灌溉之。其君子好义而向文，其小人力耕而喜斗。而其俗信巫鬼，悲歌激烈，呜呜呜鼓角鸡卜以祈年，有屈宋之遗风焉”。
这次遇盗与北宋龙衮的《江南野史·彭昌传》中的描述相一致，也便与其母改嫁就有了一定的联系。我们根据以上所述及有关史实，可以这样推断牛僧孺的青少年生活：牛僧孺出生在父亲牛幼闻任职的华县或祖籍长安，不久其父不幸去世，一家人的生活便陷入了困境。等牛僧孺长大到七岁之时，因“其祖远仕交广”，母亲便带着他们姐弟三人，来到他们的家族所在地岭南求生，或说是来投奔他们的祖父（案这也就是为什么《虔志》中单单未提及他的祖父）。孤儿寡母寄人篱下的艰辛生活，迫使母亲只能把姐姐和哥哥留在岭南，随后带着年幼的他踏上了北归之路，不幸的是路遇土匪，无奈滞留江西永新，为生存计，母亲被迫改嫁，他也只好寄居到舅舅周公家。直到十四岁时才随兄回到长安，认祖归宗，读书入仕。
四是牛僧虔“十六自岭”之功。
《虔志》云：“十六自岭……及行万里，葬三丧”，即牛僧虔以十五周岁之稚年，不远万里，回到长安，把曾祖父母、父亲从异地归葬祖茔，可谓大孝子之功德，大丈夫之壮举。而更重要的是，为牛僧孺“年十五，依以为学”（案《孺志》）奠定了敦实的基础，从而蕴育了一代方正敢言、廉洁谦恭、才智卓著的政治家、文学家，开启了隋唐牛弘家族的中兴盛局。
总之，《虔志》的面世，对研究牛僧孺家族来说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
因笔者多年来倾心关注隋唐牛弘家族史料的探究，感觉其中有些问题还有进一步剖根问底的必要，现在这里展开，请教于与张驰先生。
一是牛僧孺高祖之辩。
从张驰《牛僧孺相关历史问题的再补充》一文中已知，基于唐相牛僧孺的家族世系如下：
牛金（先祖）—牛弘（八代祖）—牛方裕（七代祖）—（六代祖）—牛凤及（从高祖）—牛休克（曾祖）—牛绍（祖）—牛幼闻（父）—牛僧虔、牛僧孺
所列世系中，第五代（高祖）和第六代名讳阙失。《牛僧孺神道碑》（以下简称《孺碑》）和《牛僧孺墓志》（以下简称《孺志》）均言牛凤及是牛僧孺高祖，笔者以为无疑，绝非《元和姓纂》“岑校”所言的“从高祖”。《孺碑》的作者李珏，曾在唐长庆四年（824年）牛僧孺任武昌军节度使时掌书记。而《孺志》作者杜牧，也曾在大和七年（833年），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时掌书记。节度使府书记，主要负责幕府的公文往来。可见，他俩都曾是牛僧孺的下属，后来又成了同僚和好友。李珏官拜宰相，杜枚终官中书舍人。笔者认为，知情人的描述总比后人的揣度要真实可靠的多。宋人所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将牛凤及列为牛僧孺从高祖，并没有提出可资坐实的证据。而今人岑勉仲（1886-1961）在校注《元和姓纂》时又以之为依据，显有附会之嫌。再者，当时牛僧孺已位至宰相，难道还有必要再找一个不是自己高祖的人来撑门面吗？另外，在《元和姓纂》中，牛凤及被列入富平牛氏条，只云牛金之后而非牛弘之后，说明牛凤及也在避讳与牛方裕的关系，与牛僧孺不言是牛方裕之后同出一辙。历史上牛弘三子中，长子牛方大早逝（44岁），卒于隋大业十一年（615）；三子牛方智官至凤州长史（据《牛文宗墓志》），卒于贞观四年（630），其子牛文宗终虢州阌乡县令，享年47岁，卒于永徽四年（653）。可见，有唐一代，方智一支并未受到方裕事件的牵连，可知方大一支亦然。所以牛凤及与牛僧孺“作此纡迴之记述”，只能是出于同一个缘由。据清代《富平县志》，牛僧儒在唐穆宗朝（821）出任宰相后，曾在富平开府建庄，沿袭至今此地仍称牛庄，这自然又暗合了牛凤及与牛僧孺的传承关系。
二是牛僧虔生年之考。
《虔志》志盖四刹阴刻手持笏板的“兽首人身”十二生肖纹饰图案，其上侧和下侧中间位分别为 “子鼠”和“午马”，按子北午南“正子午向”顺时针排列。隋唐墓志十二生肖纹饰，大部分雕刻在志石四侧，也有的雕刻在志盖盝顶或四刹。一般有两种排列方式：第一种是按“子午向”上“午马”下“子鼠”，然后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排列。在昭陵陪葬墓中，有十二生肖纹饰的墓志15方，其中除唐太宗第十一子李福墓志外的另14方，即是按此规制排列，如《牛秀墓志》、《尉迟敬德墓志》等。第二种是按上“子鼠”下“午马”的方式排列，与第一种正好相反，即子北午南，可以说是“正子午向”。但这种情况在隋唐比较少见，到宋辽时才流行开来。《虔志》即此，巧合的是，昭陵中李福墓志十二生肖排列方式与《虔志》完全相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李福生于唐贞观八年（634），此年正是马年，暗合了志主的属相。人常说“死者为大”，实际上是按志主属相占首位（也即下侧中间位）排列的。这种方式，巧妙地兼顾了当朝规制与个人愿望。《虔志》的这种排列，或许正暗示志主牛僧虔的生肖属马。众所周知，唐相牛僧孺生于建中元年（780）肖猴。又据《唐故陇西牛夫人墓志》：“夫人即司徒长女也，今相国奇章公伯姊矣”，知牛氏夫人为牛僧孺大姐，生于大历十一年（776）肖龙。再据《虔志》：“悉其余嫁其姉”，姉即姐，说明牛僧虔年龄介于776-780年间，而其中公元778年正好是马年，所以，牛僧虔生于大历十三年肖马无疑。《虔志》又云“公三岁孤”，是说牛僧虔三岁丧父，而此年牛僧孺刚出生不久，即一岁之龄，其父牛幼闻当逝于唐建中元年（780）。
三是牛僧孺“七岁而孤”之迷。
那么《孺碑》言“七岁而孤” 或《孺志》言牛僧孺“孤始七岁”又是指什么呢？ 唐刘轲的《牛羊日历》是李党诋毁牛僧孺、杨虞卿的污蔑之作，其中痛诋牛之家世：“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荡无检。乡里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与前夫义绝矣，及贵，请以出母追赠。《礼》云：‘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 ’又曰：‘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简，是夏侯铭所谓‘魂而有知，前夫不纳于幽壤；殁而可作，后夫必诉于玄穹’。使其母为失行无适从之鬼，上罔圣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识者乎? ”是说牛僧孺早年丧父，母亲改嫁李清心，母逝后，又将母与父合祔，并请朝廷追封。虽是政敌之攻讦之语，但其母改嫁应当是事实。故此推测，“七岁而孤”当是母周氏改嫁之龄。这不得不让我想起了清乾隆《永新县志·县学旧记》关于牛僧孺（字思黯）的一段家事：“思黯之祖官交广，还自郴衡间，为土寇所掠，方幼与母获免，避入邑西乡……牛公即思黯之裔，其家谱亦载之。” 该文由永新县主簿尹躬所撰，文中的“牛公”即他的上司知县牛弘。据明隆庆五年《吉州牛氏宗谱》，牛弘是牛僧孺的十七世孙。事实上，牛僧孺对永新的山水人文是非常熟悉的。唐会昌四年（844），牛僧孺的同事监察御史李远《送贺著作凭出宰永新序》云：“吾闻牛僧孺之言，（永新）与荆楚为邻，此地有崇山叠嶂，平田沃野，又有寒泉清流以灌溉之。其君子好义而向文，其小人力耕而喜斗。而其俗信巫鬼，悲歌激烈，呜呜呜鼓角鸡卜以祈年，有屈宋之遗风焉”。
这次遇盗与北宋龙衮的《江南野史·彭昌传》中的描述相一致，也便与其母改嫁就有了一定的联系。我们根据以上所述及有关史实，可以这样推断牛僧孺的青少年生活：牛僧孺出生在父亲牛幼闻任职的华县或祖籍长安，不久其父不幸去世，一家人的生活便陷入了困境。等牛僧孺长大到七岁之时，因“其祖远仕交广”，母亲便带着他们姐弟三人，来到他们的家族所在地岭南求生，或说是来投奔他们的祖父（案这也就是为什么《虔志》中单单未提及他的祖父）。孤儿寡母寄人篱下的艰辛生活，迫使母亲只能把姐姐和哥哥留在岭南，随后带着年幼的他踏上了北归之路，不幸的是路遇土匪，无奈滞留江西永新，为生存计，母亲被迫改嫁，他也只好寄居到舅舅周公家。直到十四岁时才随兄回到长安，认祖归宗，读书入仕。
四是牛僧虔“十六自岭”之功。
《虔志》云：“十六自岭……及行万里，葬三丧”，即牛僧虔以十五周岁之稚年，不远万里，回到长安，把曾祖父母、父亲从异地归葬祖茔，可谓大孝子之功德，大丈夫之壮举。而更重要的是，为牛僧孺“年十五，依以为学”（案《孺志》）奠定了敦实的基础，从而蕴育了一代方正敢言、廉洁谦恭、才智卓著的政治家、文学家，开启了隋唐牛弘家族的中兴盛局。
总之，《虔志》的面世，对研究牛僧孺家族来说有着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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